曾经“非理性繁荣”被许多人看做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代名词。时隔多年，这个词因股市泡沫化趋势又再度出现，逐渐受到广泛关注。当股票市场在人们市场心理的影响下被炒到了一个不正常的、难以维系的高度时，“非理性繁荣”也就出现了。

非理性繁荣是投机性泡沫化（speculative bubble）的心理基础。书中给出的定义是：价格上涨的消息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，并且这种热情通过心理的相互传染在人与人之间扩散，在此过程中，被夸大的故事使得股票价格增长显得合理，有关价格增长的消息又不断被放大，撩拨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者扎堆到市场中。这些投资者可能对资产的真实价格有所疑虑，但可能出于对其他投资者发迹的羡慕，抑或因为“赌徒”的兴奋感，不自觉地卷入到市场中。我们都知道，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，是把市场投资者看成是理性人。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股市暴涨暴跌的周期性现象时，也仍然坚持这个假设。但是这样一来就解释不通了，如果投资者都是理性的，又怎么会争先恐后地把股票价格越炒越高呢？

席勒认为，必须超越传统经济学的视野，去寻找那些藏在市场结构里，但是传统经济学没关注到的因素。这些诱发非理性繁荣的因素包括：互联网热、在线交易的激增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资本所得税的削减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、养老基金、共同基金的发展、赌博在全世界的兴起等诸多因素。这些因素又通过投资者信心、投资者对未来市场回报的期望等相关机制来产生放大效应。在放大过程中，新闻媒体对股票价格变化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使得过去的价格变化引起价格进一步变化，最终催生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投机性泡沫。

本书把非理性上涨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：新时代文化，媒体文化，投资理财方式的变化，以及社会心理的影响。

一是，新时代文化形成的社会心态。这是指投资者普遍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很特殊，可能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。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进入市场，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，并且趋之若鹜，结果非理性繁荣愈演愈烈。席勒注意到，人类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这种信心，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普遍现象；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现象，而是在不同时代反反复复出现。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，可以称之为新时代文化。

二是，媒体文化在上涨期舆论选择性报道，不断引导强化公众的预期。当股市上涨时，媒体对股市的报道就会成倍地增加，而且非常乐观。眼球经济，这是由媒体本身的行业逻辑决定的。席勒认为，有的时候，媒体文化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，而是通过一种引导公众注意力的方式，对市场造成影响。

三是，投资理财方式的变化。现在的A股市场已经越来越体现机构化的特征，除了北向资金的影响颇为深远之外，国内公募、私募、险资的影响力也开始占据主导权。这几个星期，随着市场赚钱效应的吸引，不少新投资者选择购买基金，“爆款”基金的不断出现，既说明新增资金在跑步入场，而且说明人们的投资理财方式正在从散户化走向机构化。同时，随着股票基金的发展，也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推高股价。

四是，社会心理的影响。很多社会心理因素都会让股票变得更有吸引力。简单来说有三种：一是关于工薪阶层炒股的社会心态，不能光挣死工资，还要开展理财，这种心态吸引资金入市；二是日益增长的赌博心理，股市的暴涨暴跌加剧了赌博心态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入市；三是长期存在的货币幻觉效应，往往媒体对股票收益的报道，不会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，比如，媒体推介某只股票，说过去十年间的收益率高达10%，但其实这十年间的通胀率是8%，去除8%的因素之后，股票真实的收益率只有2%，但公众依然深陷10%高回报的幻觉之中，对股票趋之若鹜。

总而言之，形成“非理性繁荣”的因子虽然很多，但归根结底就是股价和市场“偏见”心理的相互反身性作用，股价上涨刺激非理性情绪，非理性情绪又刺激股价上涨，等到最后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的时候，市场泡沫就会被刺破，陷入下跌与非理性情绪的循环。

今年上半年A股行情可谓是跌宕起伏。春节之后，机构抱团股便迎来了大幅度回撤。这些机构抱团的股票，虽然抱的大部分都是优质的白马股。但是，机构抱团这种投资行为，吸引了各方资金参与抱团，实质上映射出了“从众”的投资心理。毫无疑问，这将催生股市的“非理性繁荣”，使得抱团股股价不断上涨，远远脱离其基本价值。从近期医药股，医美股，白酒股，新能源股屡创新高，可以明显地看到，这其中不乏有许多公司是通过业绩高速增长，不断创造价值获得了资本的青睐。但是过高的估值，从本质上而言，更多的是“非理性繁荣”推动的。“非理性繁荣”因人性而起，只要股市永远是人在参与，那么“非理性繁荣”就一定会永远存在。作为一名出色的投资人，能做的就是清楚地识别“非理性繁荣”，控制风险，把握住价值成长与“非理性繁荣”的界限，才能避免掉入“非理性繁荣”的陷阱。